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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语文学”:特殊的丰富-文学-问道文学网,中国写手之家_一起问道文艺网

阅读:225 次 作者:陈嫣婧 来源:北京青年报 发布日期:2019-07-26 14:07:51
基本介绍:

  《2019海外华语小说年展》的策展人,作家夏商将自己策划的这本集子定义为“展”而非“选”,是别有深意的。他认为:“‘选’是内部收缩的状态,‘展’是向外开放的状态,一字之易,气质迥然。”所以,“如何出现海外华语小说家的缤纷和特殊”是这本“年展”最主要的目的,他期望每一个作家的作品都可以在这个“展览”中完整地出现自己的个性,而不是成为支撑某一段文学史或某一种文学观念的零部件。也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指引下,笔者首次在阅读过程中放下了关于“海外华语文学”的定位和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的纠结。相对的,作者自身的成长和转变却显得更复要了,因为正是这种不断自我调适,自我突破的状态拓宽了整个海外华语文学,使之不再仅仅是文学史课程中的一门旁支,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写作场域。

  举个例子,在笔者所关注的作家中,收入此次“年展”的《觅找裘方圆》一文对其作者,旅日作家陈永和而言,似乎是一个比较别致的作品。一直以来,陈永和作品给人的直观感受是比较擅长解读女性心理,关注女性命运,加之作者本身的性别因素,这就似乎是在暗示其“女性书写”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然而,《觅找裘方圆》却以某一男性作家作为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将“觅找”作为文本的关键线索。随着情节的铺陈与细节的叠加,整个觅找的过程表面上充满了种种悬念,但背后透露出的其实是主人公试图进行自我确认的欲望,这也合乎此类题材的经典处理方法。然而这个文本的特别之处在于,“我”对裘方圆的质疑和觅找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尊严的丢失和复建这一基础之上的。一个署名裘方圆的作家改造了经典名著《红楼梦》,并在日本出版,被“我”认为是恶意篡改曹雪芹经典版本,实乃对中国优秀文学传统之大不敬。然而事实上,“我”自己也正在处心积虑地想要改写《红楼梦》。作者将文本的叙事背景和文化背景有意识地进行分离,造成某种错位。同时又将身为男性的“我”与“我”的觅找对象,身为女性的裘方圆并置起来,让二人猫捉老鼠般充满了吸引与控制的两性关系与“我”的觅找过程同步并行。于是,这个意欲将他者自我化,却最终遭遇了自身他者化的过程被奇妙地放置在两性与国族这两条线索之间,构成了性别、文化及国族解读的多复可能性。虽然作品尚有些过于观念化的痕迹,但仍可看出作者借助其旅日作家的身份和实际生活经历,不断拓宽文本的层次感和复杂性。

  出现出相似面貌的还有张慧雯的《沉默的母亲》,这其实是一个系列短篇小说的总标题,内中有三个独立短篇。同样有着海外生活体会的张慧雯对性别与国族文化之间的错杂联系有着深刻认晓,比如处在双复弱势之下的沃克太太,对于一个清教徒式的美国丈夫,她觅求不来任何性别和文化上的认同基础,甚至,因为身处他乡且必须按照异域强势文化所定制并规训的生活方式过活,沃克太太也同时丧失了母国文化对于她的理解支持。《沃克太太》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千字,却写得反常残酷,而这种残酷恰恰是一种处境的残酷,一种由整体性的强势的文化伦理观念所引导的残酷。沃克太太甚至没有时间展现她自身的存在,就被粗暴地回置来弱势的一方中去,而她也被催眠了似的轻易认同并接受了这种“弱”。另外两篇虽然没有形成如此强烈的冲突感,但我们仍旧可以从“异域处境”对人的生活及精神状态的侵蚀来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可见,随着作家生活环境的变更,正是最具体的个人遭遇及延伸而来的对这些境遇的摸索刺激着她们的写作,并赋予创作活动根本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的文化思维方式一旦与个体处境有所碰撞,便会在作品中有所出现,无可避免,亦不需回避。

  一直以来,海外华语文学这个概念总是试图从地域和语言这两个角度去定义和概括具体作家创作。但“地域”与“语言”在其概念的内部其实是产生了错位的,对这种错位最先感受来的便是创作者本人。文学的写作回根来底以其特殊性安身立命,既然语言是它唯一的载体,那么如何将它个性化便是每个作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语言本身又是有历史和根基的,它必须依附在长期使用它的整个族群上,无法彻底脱离民族国家的存在而独立生存。也就是说,文学语言的个性化也必须有一个与之形成对话的基础,它是在和使用这语言的读者,乃至国民对话;文学写作看似使语言暂时摆脱了日常交流的功能,但最终仍是为了拓宽它被理解和使用的疆域。语言自身无法成为一座孤岛,作家和他的文本也是。

  马来西亚籍作家黄锦书对此就深有感触,他感慨:“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在马来西亚,汉语正在变得越来越弱势,因为马来西亚人口长期以来处于杂居状态,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但生活在多语言的环境里,且生活语言(杂语)和书面语言(汉语)出现出半脱离的状态。那么,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既贴合作者本人的表达习惯,又兼顾来读者及整个语言环境对它的认可度,就成了写作的首要问题。

  黄锦树的异类即在于,他没有走他的前辈,如李永平等人所走的路,他舍弃社会写实的传统,并坚信马华文学可以有它自己的面貌,而这面貌,应该有意识地与处在中心区域的中国内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加以区隔。由此,黄锦树的写作充满着更现代的气息,而这气息又与马来西亚热带雨林那独有的鬼魅而黏稠的味道息息相关。表现在语言上,黄锦树在台求学居住多年,深受台湾文学的影响,语言细腻、灵动、唯美、善于通过修别调动感官体验,注复语言的暗示和隐喻功能。

  收录于此集的《论写作》一篇在整本参展作品中显得现代感十足,作者有意识地将读者带离体会化的日常生活所制造的实感,以觅访亡者遗稿作为显在的叙事线索,实际上要处理的主旨却是写作者是如何被文本,被写作行为逐步侵蚀的。为此,文本对人物进行了多个层次的设定。

  虽然看上去《论写作》(包括它的题目)的创作动机完全是建立在作者某些观念化、哲理化的摸索之上,但浓郁的死亡气息与奇妙感似乎仍旧与热带雨林那透露着鬼魅的自然氛围无法完全切割。也就是说,黄锦树在作品中渗透的其实是他所熟悉的那片地域带给他的更为直接的审美体验,而不是由社会历史所建立起来的人文景观。这一特点在其他较为年轻的马华作家,如黎紫书的作品中亦有所体现。

  早年,黎紫书的获奖名篇《北国边境》即将国族隐喻扎根在“雨林氛围”中,营造出让人窒息的边缘感和宿命感。此次收入的短篇《海》带有相当浓郁的女性书写色彩,表现女性的欲望和缺失,这也是作者一贯更为擅长的写作路数。和黄锦树一样,黎紫书强调马来西亚华语文学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追求看上去好像是在刻意切断语言的历史传承功能,强调其异质的一面,实际上却是在为语言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始终与作者个人所处的真实环境紧密相连。对于年轻这一代身处异域的汉语书写者来说,被边缘化了的语言的历史已经不可避免地使他们陷入某种弱势,于是只有自发主动地觅找来汉语书写更为现代,也更具普泛性意义的入口,才能补偿这种弱势,使汉语写作拥有新的契机。对小说现代性的全面追求,是他们共同的特点,而这种现代性对某些正在僵死的书写传统来说,又确实带着异质色彩,充满了诱惑力和危险。

  传统文言毕竟负载了太过漫长的历史,白话文革新虽经历了一整个百年,却在动荡的现代化进程中被各种意识形态多方裹挟。自然,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纯洁,绝对自然的语言,语言本身是复杂的,承担着意义的显明及隐匿这双复的属性,但也恰恰因为它自身的复杂,给海外华语文学群体的创作指出了一条更自由的路。这本年展之所以能够收入如此多个性鲜活,题材各异,且创作质量极高的作品,原因即在于海外华语文学发展至今,留给不同作者的自我表达途径和方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文学的冲动第一来自于个体的问题意识,理论和思潮这类高度收束的体系性成果恰是后置的。年展以其加强的时效性和非常自由的出现姿势将文本的原始味道及时保存下来,这种截取横截面的方式,也许才是对文学现场更有效的还原。


标签: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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